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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搏杀,精准歼敌——周恩来决策的“66.1.9”惩叛行动
2021-01-10 祥富 阅读 2198
  半个多世纪前的台湾海峡,波诡云谲。1966年月1月8日夜,发生了一起震惊两岸的军人杀友劫艇叛逃台湾的事件。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叛徒去台途中)有把握、有利就把它打下来!1月9日下午,解放军空24师一举击落了运载叛徒的蒋军飞机,给了蒋介石集团以沉重一击!
▽与叛逃者劫走的F131艇同型号的50吨级美制LCM型登陆艇
  1966年1月8日夜,福州军区守备7师闽北船运队2中队的4艘美制50吨LCM型登陆艇,奉命从福州马尾港运输一批物资前往宁德的霞浦县古镇。
  福州军区守备7师是一支建国后由各地方部队组建而成的新部队,以福安军分区机关人员为基础,从晋江、龙溪军分区和守备13师抽调人员在福建霞浦组建而成。原属福安军分区建制的边防第19、24团分别改建成为守备第93、94团,改隶归属守备7师领导指挥。该师组建后始属福建省军区指挥,1961年4月划归福州军区直接领导指挥。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支底子薄、班子弱、人员成分较为复杂、管理较为松散的新建部队。
▽福州军区守备7师船运大队F131登陆艇
  当夜,F131艇上共有10名官兵,其中有3名士兵分别叫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
这3名士兵同年入伍,来自福建省莆田县某公社,既是同乡同村、又是宗族堂兄弟,入伍后又分配到同一部队同一艘舰船服役。吴文献担任领航员,吴珍加担任轮机员,吴春富担任枪炮手。一艘艇上最重要的3个岗位被这3兄弟尽数掌握,是他们能够叛逃成功的重要因素。
▽这是“三吴”叛逃马祖后,“国军”为其建立的档案。
  一、“1·8”叛逃事件经过
吴氏三兄弟入伍后,经常秘密收听敌台广播,多次获取到并私自收藏对岸漂流过来的策反宣传物品,久而久之思想受到严重腐蚀,他们被国民党当局在宣传中许诺的高额叛逃奖励所诱惑,主谋吴文献拉拢2人决心武装劫船,逃往敌占岛。经过3个多月喑地精心策划,“三吴”趁着执行这次运输任务,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杀人夺艇叛逃行动。
是夜,当编队驶出闽江口,接近国民党军控制的马祖海域时,全艇闭灯,摸黑航行(因马祖为“国军”所控,我方舰船夜晚驶入这一区域后按惯例实行灯火管制,以免遭敌突袭)。位于编队最后舷号为F131艇上的“三吴”趁此机会,由枪炮手吴春富打开武器柜拿出3支56式冲锋枪、3支54式手枪分发给3人,趁黑先开枪杀害艇长甘久郎,接着疯狂扫射,杀害了正在寝舱休息的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等6名战士。然后吴珍加驾驶该艇迅速改变航向,高速逃向8海里外的马祖。
▽“三吴”叛逃后蒋军为其拍下的照片
  9日凌晨0时30分许,F131接近马祖半洋礁。此时岛上的雷达已经发现了F131艇的行踪,马祖防卫司令部(马防部)如临大敌,立即发出了紧急战斗警报,随后沿海守备部队全部各就各位,探照灯将周边海域照的一片雪亮,马祖守军还出动1艘炮艇、2艘LCM登陆艇、3艘橡皮艇等对F131形成了夹击的态势。 
      ▽天亮后马祖港口的F131号登陆艇
凌晨2时左右,F131艇接近马祖,开始减速并且打开了航行灯。此前,残忍无耻的“三吴”将被害官兵遗体搬至艇首,蘸着烈士的鲜血在白床单上写下“起义投诚,望君接应”8个大字,作为叛变投敌的投名状。此时,他们将这条白床单升起悬挂在桅杆上。国民党军舰艇推断该艇是来“投诚”的,即引导该艇驶向马祖。3时许,国民党军准备登船,登艇后3个叛徒走到甲板上迎接他们,并交出了随身的武器。
▽台湾方面拍摄的F131登陆艇舱内情景,照片中仍然可以见到舱壁上的弹孔和地面的血迹
  登陆艇舱内到处是弹孔和血迹,船上有5具尸体,另外被害的2人则不知去向。艇上共载有54式高射机枪2挺、备用枪管2支、柴油54桶、军用海图44张、56式冲锋枪4支、54式手枪1支、51式信号枪1支、冲锋枪子弹832发,铁箱装高机子弹20箱,每箱500发,木箱装高机子弹2箱,每箱180发,手榴弹2箱以及一批被服。
        ▽F131号登陆艇近影,马祖驻军正在对其进行检查
  吴文献3人上岸后立即被台湾政战部门接到“复兴招待所”休息,后来又被转移到接待大陆叛逃人员的所谓“义民接待站”安顿。艇上的5具尸体被草草掩埋,没有立碑。吴文献等人并未供述另外2人的下落,因此有猜测说2人可能在与叛徒的搏斗中落海牺牲,或者2人见势不妙跳入海中想游回大陆但不幸牺牲。
▽台湾方面高级官员在参观F131登陆艇上寻获的我军的武器装备
  证实吴文献等人确属劫艇来投,“国军”欣喜若狂。他们立即将此作为“这是‘X匪海军’(其实涉事艇和人员与海军无关)首次向国军投诚”的“天大喜讯”急报台北,台湾方面迅速地陶醉在了“胜利”的美梦之中。他们为三人理发更衣,披挂锦缎条幅照相,紧急联系台北伪“国防部”,要求迅速派机接“三吴”去台。台新闻界闻讯后,“中央社”等新闻媒体数十人亦包机一架前往马祖采访。
        ▽图为“三吴”叛逃后于马祖接受台新闻机构釆访时拍下的照片
  ▽马祖驻军正在为3个叛徒理发
  ▽马祖的国民党军在参观F131登陆艇
  1月9日凌晨6时30分,伪“国防部”通过台北的广播电台向外界播出了这一天大的“喜讯”,公开了正在上演的海峡两岸持续了10多个小时斗智斗勇的一幕大戏。
为了尽早把“义士”们运到台湾,将这出大戏推向高潮,国民党高层以难得的高效开始运作起来。伪“总统府”一面急令驻台北松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行政专机队立即派出待命飞机去马祖执行接运任务,一面命令“马防部”做好接应的准备,同时又命令台北市政府准备在台北召开一场万人级别的“欢迎大会”。但这一系列似乎“雷厉风行”的举措,在执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台湾地区空军专机队的待命机是一架编号为49648的C-47运输机,在接到命令后地勤将飞机拖出机库准备起飞。但由于事发突然,1月9日当天是星期天,理论上要在待命室执勤的机组人员根本没想到会临时出任务,所有人都不在场!松山基地指挥部四处打电话叫机组人员到基地准备出勤,最后仍找不着机长,只能临时抓差找替补飞行员韩克和来执行任务。
▽C-47型运输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二、周恩来指示:有把握、有利就把它打下来!
自1958年“8.23炮战”以来,金马方向打打停停,在国共军事手段之外不乏政治争取,但涉及叛逃事件、尤其是这种杀害军中袍泽的恶性事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容忍。
1月9日凌晨4时,福州军区将该事件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提出从特殊渠道获悉台方将于9日下午派军机到马祖接“三吴”去台,建议由福州军区空军部队半路截击。6时许,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直接向福空副参谋长兼福空指挥所所长曾幼诚通报情况,曾幼诚等迅速整理出截击国民党飞机的思路上报空军,空军紧急请示周恩来总理。曾幼诚后来回忆,因为马祖离台湾很近,飞机起飞后很快便会到达,周总理很清楚这个任务极不容易完成,所以指示十分客观:
1、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杀人劫艇叛逃事件,国际国内影响极为恶劣;
2、根据实际情况,有把握、有利就把它打下来;
3、没有把握也不是一定要打,总之不能吃亏;
4、怎么打,由福州军区会同空军立即拿出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
  接到周总理指示,福州军区会同空军迅速制定出作战计划,报周总理批准后,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福空指挥所成为截击作战的执行者,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彬、福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福空指挥所所长曾幼诚组织指挥;空24师具体执行此次作战任务。
▽开国少将、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彬(后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福空副参谋长兼指挥所所长曾幼诚(后任空军副参谋长兼指挥所所长、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三、调兵遣将、静默佯动,两岸紧锣密鼓斗智勇
当时,解放军空军的主力歼击机是歼-5。这是一种轻便灵活的、由沈阳飞机厂仿制苏联米格-17Ф研制生产的喷气式战斗机,定型于1956年。歼-5易于操纵, 人机结合度高, 火力凶猛, 实战中屡立功勋。而台湾国民党空军当时装备的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是美军曾装备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 1959年该机有一批出售给国民党空军使用。
        ▽李纯光驾驶的2579号歼-5座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歼-5是高亚音速战斗机,到1966年, 与国民党空军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存在着技术上的代差。但解放军空军更加先进的歼-6战斗机也已经开始装备福空部队。歼-6战机是由沈阳飞机厂仿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制造的解放军空军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先后生产达26年之久, 曾长期担任我空军的主力战机。从性能上来说, 歼-6的原型机米格-19在苏联只是一种过渡机种, 并不太受重视, 但我国由于短时间内没有其他机型可用,只能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 这样一来反而使米格-19设计潜力较大的特点得到了体现。
        ▽歼-6战斗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反观当时国民党军使用的F-100战斗机,美军并没有把它视为一种真正有效的空优战斗机,反而因为它事故频出而十分头痛。这是因为它最初的试飞员为迎合官方尽快定型的意图,没有真实反映飞机的问题。这种飞机装备部队后, 很快被反映存在稳定性和控制方面的问题,当机翼挂有副油箱时问题尤为严重。结果, 最早的一批被全部停飞, 重新设计尾翼后才投入使用。因为这种飞机毛病多, 它在美国空军中服役时间很短。
因此, 福建前线解放军的歼-6和歼-5混合机群, 面对台湾的F-100战斗机群, 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数量上都已略占上风。
       ▽F-100A战斗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空24师接到命令后,根据上级作战意图,确定作战小分队的兵力使用: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歼-5双机担任主攻;沈学礼、杨才兴驾歼-6双机担负直接掩护,必要时转入主攻;朱锦祺、盛成起驾歼-6双机担任空中联络,传递地面指挥信息。
        时至中午,敌人接叛徒的飞机还没有动静。为了防止敌人可能的夜间偷渡,该师迅即制定并报上级批准夜间作战方案,派擅长夜间作战的独立大队于13时到达机场进入临战状态,以确保无论昼夜,惩叛行动均能万无一失。坚决击落敌机!  
      ▽拦截作战中击落叛徒所乘飞机的二位飞行员在机场研究空战战法。左为李纯光、右为胡英法。
  据曾幼诚回忆:福空指挥所判断, 由于乘坐舰艇过海的时间长,不符合国民党方面尽快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大肆宣传的初衷,其用飞机接运三名叛徒基本可以确定。当时搜集到的情报是,在马祖有一个简易机场, 先有两架运输机在那里降落, 后又去了一架水上飞机, 落在海湾里。另外据侦察得知, 台湾“中央社”的记者来抢新闻, 情报部门更是来了不少人, 总共约有三十余名。同时台湾那边在新竹做了开万人大会的准备, 要热烈欢迎“反共义士”的到来。
据此,我方坚定了叛逃者会从空中去台湾的判断,坚定了借机进行截击的作战计划。
  据后来披露的台湾方面相关资料,F 131艇叛逃事件上报后, 国民党方面伪“国防部”立即调用一架C-47运输机飞来马祖, 准备用它接运三名叛逃者回台湾参加新闻发布活动。1月9日晨8时30分, 这架飞机到马祖接人。但该机在落地时冲出跑道,起落架折断, 翼尖擦地损伤。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台湾派来了第二架飞机, 试图对其进行修理。载运了修理人员和器材的PBY水陆两用飞机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马祖。工作人员迅速核定, C-47运输机破损严重, 需要修理,已无法完成任务了。
此时, 有人提议用这架PBY飞机将吴文献等人送往台湾, 不过意见被否决。理由是该机只能乘坐8人, 装运叛逃者, 国民党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陪同人员不能同行,而马祖防卫司令部、政战部、情报部等各部门都指着靠这个捞取功劳,谁都不肯等待, 生怕自己部门的大功被分割。于是随即从嘉义机场派出一架HU-16大型水上飞机前往马祖, 装运所有相关人员。中午12点11分, HU-16信天翁专机降落在马祖。
  ▽运送“三吴”的HU-16信天翁水上飞机
  在C-47起飞前,“政战部”曾打电话给空军总部询问“返航有无空中掩护?”台湾地区空军作战司令毛瀛初回答说:“台海24小时均有高空巡逻,可以保证安全”。后来“国军”在调查报告中提到, 台北伪“国防部”曾安排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 (驻嘉义基地) 起飞两架F-100 A战斗机, 负责为从马祖飞回的专机护航。但在15时50分左右, 这两架飞机被解放军在高空的沈学礼、杨才兴歼-6双机吸引, 远离了HU-16专机, 因此没能在其受到攻击时赶来保护。
        上午8时37分,C-47飞抵马祖上空。但飞机在降落时出了问题,韩克和因为是被临时抓差的,人不在状态,而且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心理压力较大;此外韩克和和其他机组人员不熟悉,之前从未搭档过,相互配合不好。加上马祖的北竿机场是个简易机场,其跑道也是由钢板铺设的,长度为1200米、宽约 50米。当时C-47在着陆时速度太快,韩克和在强劲的侧风中拼命操纵飞机落在跑道上,结果飞机在着陆滑跑时一侧轮胎爆胎,造成起落架折断,机翼尖擦地,几乎失控冲出跑道坠入大海,有着“克难英雄”光环的韩克和最终有惊无险地刹住了飞机,但该机显然已无法再飞了。
        ▽49648号C-47降落時爆胎导致起落架折断,翼尖着地,险些冲出跑道坠海
  1月9日上午9时30分,台湾方面再次派出一架PBY-5A“卡塔琳娜”型水上飞机去马祖,一方面运送维修C-47的器材和人员,另一方面还送去了几名台湾地区所谓“中央社”记者去抢消息。维修人员检查C-47后,认为一时难以修复该机,必须另派飞机。
        ▽PBY-5A“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无奈的台湾空军只得从驻嘉义的空军第4联队的“海鸥救护机中队”抽出一架编号为1021的HU-16型“信天翁”水陆两栖飞机去执行接运任务。这种飞机既可从陆地跑道起降,也可在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小时的条件下进行水面起降。其客舱最大装载人数为22 人,而且低空低速性能非常好,一般的喷气式战斗机因速度过快很难在低空对其实施攻击,去执行这种任务似乎可以“万无一失”。
▽HU-16型“信天翁”水陆两栖飞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仰仗着官方通讯社的地位, 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随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飞机到达马祖, 并拍摄到了叛逃的登陆艇。他们发出的电讯刺激了其他新闻部门。台湾新闻界的巨头们便紧急联络航空公司, 包租华航一架PBY水上飞机前往马祖抢新闻。由于天气不好, 这一航程也颇有危险。华航总经理因此派出王牌机长练振纲担任这次航班的驾驶员。下午3时左右, 飞机降落在马祖。一停稳, 便看到岸上国民党军政人员正送三名“反共义士”登上HU-16水上飞机, 准备起飞回台湾。
  ▽马祖驻军将登陆艇上的被服等物资搬上岸展示给记者
  在距离马祖不足70公里的福州,我解放军部队从1月9日凌晨开始,就冷静而有序地进行铲除叛徒的准备工作。6时许,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直接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福空副参谋长曾幼诚通报情况,要求军区所有的沿海雷达站和观测所密切监视马祖敌军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情况。福空指挥所迅速命令各雷达站调整雷达天线方位,全部指向马祖方向。上午7时40分,驻福州义序机场的空24师接到福空指挥所命令,随即全师立即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级战备”!
空24师确定:由70团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的歼-5双机编队,以及副中队长沈学礼、杨才兴的歼-6双机编队作为当天拦截叛徒的机组,在起飞线待命。福空指挥所还抽调了最好的领航员,并将截获的情报,包括所获得的所有目标信息以及机型种类的情报,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有关资料信息,及时地提供给参战飞行员。
▽福州义序机场我空24师的地勤人员在为歼-5装填炮弹
  此时, 大陆方面的工作,便是判断叛逃者具体会坐哪架飞机、何时起飞和怎样对其发起攻击了。这一段时间,解放军方面并不仅仅在等待,他们发现了截击任务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解放军空军还在使用苏式指挥系统, 即通过地面指挥控制引导战斗机进行空战, 这一仗也不例外。但因为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打草惊蛇, 这次作战要保持无线电静默。那地面应如何引导战斗机的攻击呢?第二个问题是, 水上飞机起飞的高度低, 我方雷达很难发现。怎样及早发现敌机起飞, 以利作战呢?
截击的准备工作, 是曾幼诚亲自落实的。这次行动, 计划是以歼-6双机担任掩护、李纯光和胡英法的歼-5双机实施攻击。曾幼诚派指挥所最好的领航员, 携带所获得的目标信息及机型种类的情报等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飞行员。同时, 他们开始着手解决两大难题中的第一个,在对方也同时监视我方飞机、我不得不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 在作战中进行地空联络, 下达有关航向等命令的问题。
当时规定的通信方法参考了朝鲜战场的经验, 是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 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 发出不同的电信号, 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来代替话音通信。对手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 即便注意到, 也分析不出来。领航员和飞行员确立了这种简单信号的约定后,基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即雷达的布置则复杂一些。虽然还不知道马祖那架C-47飞机出了故障, 但因国民党军最后派来的那架HU-16水上飞机吨位大, 可以水陆两栖, 飞行高度低, 安全系数较高, 更适合作为载运吴文献等人的专机,解放军方面遂将其视为监视重点。
曾幼诚考虑到, 水上飞机飞得低, 按照常规架设的雷达有盲区, 看不见贴水面飞行的敌机, 于是决定将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上的雷达作为这次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 下令那个架在山上的雷达全天只盯着马祖岛, 并指示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 这样, 敌机一起飞, 雷达就能发现。当时平潭岛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电话通信线路, 空军特意与地方部门协调, 包用本省陆地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作为指挥专线。这样, 两大难题就此解决。
准备工作在中午12时之前完成,此刻距吴文献等劫艇叛逃不过12个小时。
准备就绪后, 福空指挥所气氛凝重, 所有人紧盯着雷达传来的信息, 随时等待命令。曾幼诚回忆, 当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三个负责在地图上标注雷达信号的标图员, 其中一名标图员头戴耳机, 接听雷达发来的数据, 然后用铅笔在地图上标出。为把飞机位置标得更加准确, 铅笔需要削得很尖, 因此, 另外两名标图员便在一旁不断地削铅笔, 一连削了几十根。
  福空通过沿海的雷达紧盯着马祖驻军的一举一动,虽然我军对C-47运输机受损的情况不得而知,但鉴于马祖有2架水上飞机,因此将监控水上飞机作为重点。随时准备出击!
▽在歼-5座舱内的李纯光和机械师周寿和在交流
  福空指挥所考虑到敌军也会通过雷达、观察所和无线电监听来监视我方的一举一动,因此严令所有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参考当年朝鲜空战的经验,命令飞行员和地面领航员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长短组合(类似摩尔斯电码)的电信号来代替话音通信。敌人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破译内容。
        准备就绪后,福州军区立即将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军委迅速批准了作战方案。解放军已经万事俱备,就等着马祖方面采取行动了。
        国民党方面虽然对我军的准备一无所知,但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欺骗和佯动。首先,马祖在无线电中使用明语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回复道:“按原计划行动。”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没有发现福州方向的解放军有异动,随后马祖方面再次使用明语向台北喊话:”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为了迷惑解放军,马祖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在13时30分左右先行起飞返台。这架飞机刚一起飞,平潭雷达站立即报告:“有飞机起飞了!”福空指挥所马上下达了“进入一等!”的命令,早就坐在飞机机翼下待命出击的几位飞行员立即坐进座舱,启动发动机,等候起飞的信号。但是,指挥战斗的曾幼诚根据雷达上的回波作出判断:觉得这架飞机很像是个诱饵,不像是我军要攻击的目标(它起飞后就迅速爬高,而且保持在高空飞行,高度高的甚至有些过分,摆出一副唯恐我军不知道的架式)。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若一旦错过战机,这些叛徒就很可能会逃之夭夭了。
        曾幼诚紧盯着雷达标图,眼看着PBY越飞越远,一直没有下达起飞的命令。指挥所里弥漫着空前紧张的气氛,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在过了一段度秒如年的时间后,我军汇总沿海各观测所对马祖的监视情况来看,敌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松状态,还是一副如临大敌的临战态势,而且仍然在不断进行无线电佯动,这说明我方的判断是准确的!叛徒还在岛上!  
      ▽参战飞行员战前协同
  曾幼诚回忆时提到, HU-16专机起飞时, 福空方面在空中也采取了别的行动牵制国民党军。一是同时下令另一架飞机 起飞到高空, 一方面是吸引敌方雷达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也起转信飞机作用, 如同备份指挥所一样, 如果地面指挥所的信号不清楚, 我机没有接收到, 它可以在空中补充传达。二是为防止敌机起飞, 还从另一个机场起飞了四架飞机往这边来, 以造成敌方的错觉。
除出动战斗机护航外,国民党方面还实施了多次无线电佯动, 让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先行起飞返台, 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我方识破了这一图谋,认为这架飞机应该不是我们要打的目标。当这架飞机越飞越远,从对马祖的监视情况来看, 对面并没有人已送走的轻松, 依旧如临大敌, 证明我方判断正确。
此后, 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除不时发出电信佯动外,始终一动不动,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4时30分,台湾“政战总部”终于沉不住气了,来电催促马祖方面尽快安排“义士”登机赴台,台北的欢迎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义士”现身了。
        马祖方面随后就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在此期间从台湾又飞来了1架水上飞机,这架飞机是台湾新闻媒体联合的包机。由于早上抵达的“中央社”记者已经将采访当地得来的第一手新闻以“号外”的形式发回台湾,引起了一阵“洛阳纸贵”式的轰动效应。羡慕嫉妒恨的其他媒体也纷纷大显神通,台湾《中央日报》、《中华时报》等四家媒体合租了1架中华航空的PBY型水上飞机,飞往马祖去抢新闻。
        ▽民用版PBY水上飞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当天出勤的H∪-16机组人员是机长陈秉锐少校、副驾驶廖运棪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通信官唐隆刚上尉、机械师高正士官长,由于我航空兵当时很少离开大陆在近海活动,因此台湾地区空军上下都认为这只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转运任务,这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任务让大家“士气高昂”, 2组候补的机组人员你争我抢,随机医护员文济时上士为了抢功,竟硬把1名资历浅的“菜鸟”拽了下来,然后自己登机,这被拉下来的“菜鸟”垂头丧气骂骂咧咧,但很快,他会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台湾空军 “海鸥救护机中队”1024号水上飞机从陆地跑道起飞的情景
  嘉义基地距离马祖的飞行距离约205公里,该机于12时11分顺利降落在马祖沿海。在HU-16降落后不久,台湾方面即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企图迷惑我军,试探我方的反应。
▽HU-16(1021)停泊在马祖岛马港天后宫左前方的海边,正在等待接运准备飞往台湾的3名叛徒和随行的人员。
  ▽这是1021号1月9日当天的6名机组人员:
上排左起:通信官唐隆刚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副驾驶廖运棪上尉(此3人死后追晋少校),机长陈秉锐少校(死后追晋中校);
下排左起:医护员文济时上士,机械师高正士官长(此2人死后追晋少尉)
  ▽3名披红挂彩的叛徒正在“政战部”军官的带领下准备登上HU-16水上飞机
  当华航的水上飞机在海面着陆后不久,刚好遇到3个“义士”在10多名马祖驻军军官的“簇拥”下登上HU-16,兴奋的记者们立刻向“义士”们挥手喊话致意。同时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各种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几个叛徒前后拍个不停。
▽叛徒们的表情丰富,有的喜气洋洋,有的明显不在状态,他们穿新衣服,佩戴“驾艇起义英雄”红绶带走向鬼门关
  14时50分, 吴文献等人开始登机。据统计, 其中包括了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名叛逃者, 也包括了一批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和机组成员等共17人。一行人登机后,HU-16并未立即起飞,在长时间的等待和无线电静默,直到15时30分,台湾方面认为危险已经过去,HU-16水上飞机的发动机开始启动暖机。5分钟后,该机起飞。《中央日报》记者郭惠煜用当年最新式的长焦镜头拍下了水上飞机关门、破浪滑行和起飞的最后身影。HU-16起飞时,岸上一名参谋抓起电话向马祖防卫司令部报告“起飞了!”
▽叛徒们登机的情景,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身影
  吴文献等人登机后, HU-16没有马上起飞。这样一来, 从上午到下午3时,我方几次进入“一等”, 又几次解除。几次反复, 使飞行员李纯光十分紧张。曾幼诚战斗经验丰富, 深知这种状态下, 飞行员自己把飞机摔了的危险比打掉敌机的可能性还要大。曾幼诚与李纯光颇为熟悉, 经常带着作战部门的参谋到他的大队研究工作, 并和飞行员们打篮球。所以, 看到情况不对, 他立即与李纯光通话, 让他放松心情。电话接通以后, 曾幼诚不和李纯光谈工作, 只和他提打篮球的事儿, 说了一分多钟, 李纯光的情绪明显平和下来。
就在这时, 雷达信息又来了:“第二架又起飞了, 从荧光屏上连水花都能看得见!”
▽1021号HU-16水上飞机从马祖起飞的照片,不到半小时,该机就被我军击落
四、利剑出鞘,精准出击,深入敌控海空斩叛徒
  我雷达站紧紧盯住水上飞机的动向,从飞机一开始发动,就立即发出了警报。15时35分, HU-16水上飞机起飞;此前2分钟,福空指挥所再次下达了“进入一等”的命令。义序机场待命的4名飞行员再次坐进座舱,关闭座舱盖,启动了发动机。
15时38分,我雷达在马祖东南约7000米处锁定HU-16专机, 这架飞机飞得很低, 推测是试图超低空飞行, 利用地球曲面避开大陆雷达的跟踪;但我军还是及时计算出了它的速度和航向:航速200至240公里每小时, 航向120度, 直指台北方向。根据其飞行轨迹判断,这正是我方苦苦等候的那架飞机。指挥所随即命令出击!
随着指挥室中曾幼诚一声“起飞”,机场不打信号弹、不通话,李纯光等人的战斗机随手势起飞,15时41分开始冲出跑道, 沿预定航线从福州的闽江口到马尾港, 低空飞向海面。
由于制定的预案合理, 我机出去时国民党军方面看不到也听不到, 没有发觉低空有我方飞机袭来。
▽歼5战斗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15时41分,义序机场上的两组四架歼击机先后起飞,歼-5双机为第一梯队,歼-6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计划若第一梯队的歼-5双机未能击落HU-16时,第二梯队的歼-6就再进入攻击。歼-5双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从福州的闽江口到马尾港,由低空直扑台湾海峡;而担任掩护的歼-6双机则迅速爬升,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果然专门为此次运输任务担任护航的台湾地区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驻嘉义基地)的2架F-100A“超级佩刀”战斗机,在15时50分左右被在高空的沈学礼、杨才兴歼-6双机吸引,偏离了预定护航的航线。
▽台湾地区空军的F-100A“超级佩刀”战斗机
  当负责掩护的歼-6双机升上高空, 而负责截击的李纯光和胡英法飞出闽江口时, 敌机已经飞出三四十公里, 距离台湾还有约100公里。这时,地面领航员开始向李纯光指示航向。
这个指示的过程很特别。领航员把送话器的通话按钮一按, 发出一个电信号, 提醒李纯光注意接听信号;接着, 飞行员听到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拐洞 ”(70) ;李纯光没有作声,按照约定按了一下飞机座舱内的通话按钮, 并把航向转向70度。指挥所的领航员便明白飞行员已经收到航向指示了。接着,平潭岛雷达站的领航员接过了指挥权,因为那里看得更清楚,从荧光屏上就能看到双方飞机的航向和位置, 所以直接向李纯光指示航向“勾洞”(90),进一步修正了航向。
此时,指挥所中的曾幼诚在标图板上看到, 飞机朝90度航向飞去。1月9日当天天气不佳,能见度极低,这个时侯海面上云底高只有约400米,浪很大,那架HU-16的飞行高度只有约300米,已经很低了;但李纯光和胡英法凭借着更加精湛的飞行技术,竟然驾驶歼-5以约200多米的高度从敌机后下方的视角盲区高速接敌!
▽歼-5和HU-16等比例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五、“继续打,打到完全落海为止!”
  15时51分15秒,李纯光的僚机胡英法率先在马祖的白犬列岛附近空域发现目标,他随即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只说了三个字:“看见了!”
李纯光立即回答:“你上!”让胡英法投入攻击,自己则在一旁掩护。
福空指挥所立即命令:“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坚决打!”
按照战前规定的“谁发现, 谁开火”原则,由胡英法先打。胡英法随即将歼-5减速至时速400公里,在距离HU-16机尾部约800米处开炮, 但第一次攻击因距离太远打偏了。胡英法随后接近到560米时第二次开炮, 这次轻伤了对方的机尾。但此时歼-5与HU-16的距离已经缩小到仅剩下140米,胡英法不得不转向脱离。
▽胡英法
这时, 李纯光也根据胡英法射击的弹道发现了已经受伤的HU-16, 他看到胡英法冲到了敌机前方, 于是进入尾追航线投入攻击。他将时速减至400公里,高度降至200米,在距离敌机400米处开炮,第一次攻击因为对方的闪避没有命中。李纯光随即修正角度在距离360米处进行了第二次射击,击中了HU-16的左发动机,发动机随即冒出白烟。
HU-16专机没有装备武器, 因此在遭到连续攻击时无法还击,机长陈秉锐直接用明语向台湾呼救:“我遭到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但这时台湾空军的护航战斗机已被我歼-6双机以“调虎离山”之计诱走,再掉头回救HU-16已经来不及了。
▽李纯光
  HU-16机的驾驶员陈秉锐在连续遭到攻击、只剩下一个发动机的情况下仍拼命控制飞机,并不断降低速度和高度,他一方面是为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海面迫降,另一方面,也企图诱使我方战斗机随其一同降低速度和高度,造成我机在射击时失速自行坠毁。李纯光识破了对方的意图,在两机相距130米时果断地向右一拐,压了个坡度。这样还能看见敌机,往旁边一拉, 就把间隔拉开了, 转回来还是在敌机后方, 再次将其抓住。他再次将HU-16套入瞄准环,这时李纯光已经能够清晰看到机翼上的国民党空军机徽了,而此时他座机的时速也掉到了240公里,已经到了失速边缘(歼-5失速速度是220公里/小时),而且高度也降到了距离海面仅40米的高度。李纯光一边瞄准,一边在射击前把速度往上推,紧接着开炮,终于准确连续击中了目标,HU-16一头向大海栽去。
  ▽被李纯光、胡英法击落的台湾水上飞机HU-16,为水陆两用飞机,可以在海面超低空飞行,击落难度较大。台军认为此机接运叛徒,万无一失。
  由于双方距离太近,敌机坠海前发动机桨叶卷起的浪花甚至打到了李纯光飞机的风挡上;而李纯光将战机拉起时距海面仅20米。他兴奋地向指挥所报告“打中了,打中了!”
福空指挥所随即命令“继续打,打到完全落海为止!”
当李纯光第五次进入欲再攻击时,发现敌机的残骸已被海水吞没。在确认了海面没有浮起的目标后,李纯光和胡英法双机胜利返航。
仅仅16个小时,3名叛徒妄图投奔“自由”的美梦就破灭了。与他们一同葬身鱼腹的,除了水上飞机的6名机组人员外,还有伪“国防部”联二上校程梦赓、伪“国防部”联三中校傅鸿文、马防部政四上校科长谷正光、马防部三处中校副处长陈开荣、马防部副官组中校组长鲍志澄、马防部副官组少校参谋黄子英、宪兵张瑞征及吴前燕,总计17人。
▽国军档案——部分死亡人员名单
六、泡沫破灭蒋帮蚀老本,威震空海英雄奏凯歌
  在出击仅20多分钟后,我参战战机先后返航着陆。飞机刚停稳,几名英雄就受到了早就等在机场的空军首长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进行报复,我军又立即再次进入战斗准备。
此时台北已然没有了早上的那股狂欢的气氛,从伪“总统府”到下面各级部门都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国民党空军在收到HU-16的告急电后,紧急出动多架F-104G与F-86F在不同空域搜寻,同时新竹和嘉义也先后派出4架SA-16在出事海域低空盘旋,海军也出动多艘舰艇展开搜寻,但搜索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无功而返。
▽台湾地区空军的F-86F“佩刀”式战斗机,注意其挂载AIM-9B“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F-86F型战斗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F-104型战斗机双面侧视图(“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截击叛徒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此时距发现F131号艇被劫持、艇长等人被杀仅仅16个小时,解放军空军的战友便用这样一个漂亮的绝杀,为遇害的同志报了仇。
  不死心的台湾方面在1月10日上午恢复搜索,但直至10日中午12时20分,仍未发现踪迹,最终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命令开展搜索的各部撤回基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的消息:“9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国务院、国防部的嘉奖令表扬部队“在这次战斗中,行动迅速,动作准确,战斗勇敢,指挥正确,取得了战斗的圆满胜利,给敌人的骚扰破坏活动以严厉的惩罚。”
▽1·9空战胜利结束后,空24师的参战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合影,他们荣立集体三等功
  ▽战斗结束后,福空副司令员袁彬与部分参战飞行员合影。左起:王振福(政委)、马振昌、李纯光、杨才兴、袁彬、朱锦祺、胡英法、沈学礼、盛成起、荣子和。
  ▽击落敌机后,李纯光、胡英法向战友们讲述战斗经过。
  这次战斗除李纯光、胡英法歼-5双机担任主攻外,还有沈学礼、杨才兴驾歼-6双机担任直接掩护,并随时转入主攻;朱锦祺、盛成起驾歼-6双机,担任空中联络,传递地面指挥信息,造成台机错觉,保证任务顺利完成,是此次战斗胜利的重要保障。
▽沈学礼(右)和杨才兴双双荣立二等功
  ▽战斗中担任联络机的朱锦祺(左)和盛成起双双荣立二等功
  ▽胡英法驾驶的59号战机的地面机组人员,机械师陈桂恩荣立二等功,机组荣立集体二等功。
  ▽李纯光驾驶的61号战机地面机组人员,机械师周寿和荣立三等功,机组荣立集体二等功。
  1966年1月13日下午15时,盛大的祝捷大会在福建省人大礼堂召开,福州军区领导韩先楚、皮定均、刘培善,省委领导叶飞等军、地领导和各界代表出席大会。韩先楚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的嘉奖令,刘培善政委宣读福州军区的嘉奖令,同时为参战立功人员授奖。李纯光、胡英法各记一等功一次。
▽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省委副书记伍洪祥在授奖大会上向空24师政委鲁鸣、副师长薛伦授锦旗。
  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北京接见了这次作战有功人员的代表李纯光、胡英法等人,给予他们高度评价。
  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吴法宪等接见李纯光(二排左16)、胡英法(三排左9)、陈桂恩(五排左4、机械师)等作战有功人员。
  ▽35年后,2001年10月4日,老英雄李纯光到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在当年自己击落敌机的2579号座驾前留影。座机舱盖下的红星,就是击落敌机的标志。

“66.1.9”之战一个多月后,HU-16上一名宪兵的尸骸漂抵苏澳附近,被台湾渔民发现,通过检视其皮带上的部队番号而确认身份,但另外16具尸体则就再也没能找到。沉没在台湾海峡深处的HU-16的残骸和3名葬身大海的叛徒的下场清楚地告诉世人:妄图用自己同志的鲜血染红前程的叛徒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本来这个事件到此就结束了,但在大约30年后,却又因一桩“义士家属索金事件”被重新翻了出来。1995年,有人借着海峡两岸关系缓和“三通”之机,以该3名叛徒家属的名义写信给台湾当局,要求领取当年所谓的每人120两黄金的“奖励”。压根就没打算支付这笔黄金的台湾当局随即以“不能确认是否是义士本人家属申领”等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要求,不过毕竟当时台湾当局还没有打出赤裸裸的“台独”旗号,因此还是给财迷心窍的叛徒家属留了个画饼:“待大陆光复后,政府查清情况,再向义士家属支付”。这起小小的“追索赏金”闹剧,最终为这场大戏画上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句号。
▽本文涉事飞机等比例“全家福”(“顾氏造船厂厂长”绘)
鸣谢: 图/文素材综合整理自空24师纪念画册《火红的年代》(袁亚维主编,2015年版)、空六军战友网、“今日头条”《继续打,打到完全落海为止!记66年空24师1.9截杀叛徒战斗》(作者“顾氏造船厂厂长”)、公众号“旧报刊剪辑”《揭密!1966年吴文献叛逃事件,周总理命令空军击毙》等。版权属原作者。特向原作者和原发布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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